时光倏忽间,我从一个初出象牙塔即踏入贸大校门担任教师的青年学生,成长为已在此度过近三十七载春秋的老教师。
身为60后,我的人生成长经历与时代发展休戚相关:我的童年和小学阶段经历了文革十年;初中时经历了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初期;高中又恰逢国家恢复高考;而在大学和研究生阶段又正好经历了蓬勃发展的八十年代。不仅如此,在参加工作后,我经历了国家进一步改革开放和经济腾飞的时代。回顾这些年,偶然中蕴含着必然,我有机会见证了国家从百废待兴到蓬勃发展的辉煌征程,让我从一个懵懂少年成长为一名拥有学识与使命的大学教师。
少年时代
我的初高中都是在天津北郊区(现在的北辰区)读的。1979年中考时,因为考到了全区的前20名,我还被保送到天津外国语学校读中专,但我和父母商量后,觉得自己还是特别想考大学,因此放弃了这个机会,转而进入区里唯一的市重点中学,天津第四十七中学读高中。
回顾整个初高中阶段,我对学习充满了热忱。初中时,我最喜欢语文和数学。那时老师让我当班里的学习委员,我觉得有责任要好好学习,以身作则,所以我的各科成绩可谓是一骑绝尘,初一下学期我的七门课程期末考试统统考了满分!我有一本绿皮的小成语字典,我经常翻看,并理解其意、默默造句。上初二时,在一次语文知识竞赛中,我获得了全校初中组以及高中组的第一名。
高中阶段除了语文和数学,我又喜欢上了物理、化学还有英语,直至今日我还能记得若干英语课文。女生一般会觉得学物理难,但我特别热爱物理,尤其是力学。我发现了掌握数、理、化的规律且能用以解题之美,于是让母亲帮我借来物理和数学的习题集,我勤于练习且乐在其中。高中阶段对我来说是启智阶段:自然科学的学习给我对世界未知的渴求以答案,解惑我内心的“十万个为什么”;社会科学的学习,让我汲取了上下五千年人类文明的智慧精髓并引发我对人生的思考。
高一时我参加全校语文竞赛获得了一等奖,奖品是一本《上下五千年》。后来我发现《明朝那些事》的作者当年明月最初也是因为读了这本书然后对中国历史产生浓厚兴趣的。
我人生的第二任老师应该是那些我敬爱的初高中老师们,他们以卓越的教学才能、无微不至的鼓励与满腔热忱,让我在知识探索的过程中充满乐趣,虽苦尤甜。他们妙趣横生的教学艺术、循循善诱的启迪方法,为我的知识启蒙铺设了坚实的基石,其作用不可小觑。
试想,有多少人和我一样,因为一位良师,喜欢上一门课,进而爱上一个学科,再到选择一个职业的?正如“树由其果实而得名”,我衷心感激那些曾经辛勤耕耘、立德树人的老师们。
图为2016年信息学院综合实训课
我的大学
1981年夏天,我从天津第四十七中学毕业,以出色的高考成绩考入了我选报的第一志愿:天津大学电子工程系电子仪器与测量技术专业。
大学本科是我整个学生生涯里最为辛苦和忙碌的四年,我之所以选择电子工程专业,一是因为父母讲,学电子会学到和用到很多物理知识,并且电子是当时非常热门的专业,那时的国家百废待兴,与日美等发达国家的电子制造业差距甚远,我希望学成可以报效国家。开始学习之后,我发现不仅要学习大学物理、大学化学和机械制图等基础学科的知识,还要学习大量的数学课程,因为无论是电子电路、微波、电磁场,模拟电路还是数字电路等专业课程,其中都充斥着大量的数学推演过程。天津大学作为老牌的综合性工科大学,让我不仅扎扎实实地学习了两年的基础数学,还学习了大量电子工程和计算机软硬件相关的专业课程,锻炼了单片计算机汇编语言编程、电子电路的设计和组装等实践能力。天津大学的前身---北洋大学的校歌里唱到:“……不从纸上逞空谈,要实地把中华改造。穷学理,振科工,重实验,薄雕虫……”其中蕴含的学科理念,深深影响着天大师生的治学态度。
在大学里,我们与志同道合、怀揣梦想的优秀同学们相互了解,互相学习,建立深厚的友情。在火热的八十年代,我们阅读;我们歌唱;我们舞蹈;我们参加各种文体活动。由于我有一些乐理基础知识,我成为了班里的文艺委员,我带领大家学唱新歌、学跳集体舞、指挥大合唱,我们班参加全系歌咏比赛还获得了亚军!
1985年我考入了天津大学管理工程系研究生班。说来也巧,我原本计划报考本系的研究生,但在大四那年,我偶然路过天大主楼前的布告栏,看到了天大管理系欢迎来自不同专业背景的学生报考管理系研究生班的通知,一下子激发了我的好奇心。那时管理科学还是刚刚引入中国的新兴学科,天大是最早一批建立管理学科的高校,管理系不仅拥有若干四十年代毕业于美国的老教授,还聘请了包括诺奖获得者西蒙斯在内的世界一流的专家学者作为客座教授,国际合作广泛,并且管理系拥有全校最好的计算机软硬件设备。经过一番探讨,我决心跨系报考。热心的同宿舍好友纷纷帮我借来考试需要的专业书籍,于是我开始自学大部头的《资本论》等书籍,终于如愿考上了天大管理系的运筹学专业研究生班。研究生阶段的学习,不仅拓展了我的工科知识结构,还为我打开了管理学这一社科领域的视野,加之我又深入学习了数理统计、运筹学、计量经济学及宏微观经济学等课程,这些宝贵的知识积累为我后来在贸大的职业生涯奠定了良好基础。
我记得当时的天大管理系有最先进的IBM PC机房,有专业的英语培训外籍教师,专业课的大部分老师都来自美加最好的高校。那时我们上的会计课程叫《西方会计学》,因当时中国的股市尚未诞生,所以我们对资产负债表、现金流量表和损益表等的学习都是通过外教给的一些杂志资料来进行的。管理科学理论的学习对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例如,管理中的满意原则和管理即是决策等理论,让我耳目一新。此外,全英文的教学环境以及与外籍教师的互动交流,极大地提升了我的英语听说读写能力。
回想起大学时光,它于我而言,绝不仅仅是获取学科知识的场所,更是学习独立生活、独立思考、建立人际关系、修为人生三观的所在。比如在中小学阶段,我一直都是老师眼中的优秀学生,家长眼里“别人家的孩子“。但是进入大学以后,我发现好多比我更优秀的同学,我的学习成绩再也无法遥遥领先,做实验和机械制图时,总是有同学比我做得又快又好。他们的存在使我深刻认识到,在大学期间调整心态极为关键,同时,保持开放心态、虚心向他人学习也很重要。
可以说,在大学求学期间,优秀的老师和同学们都是我的良师益友。我在大学里通过认真刻苦学习所打下的数学、英语和计算机方面的学科知识基础,也为我日后在贸大的知识拓展奠定了良好的自学基础。
图为1985-1987年在天津大学读大四至研二
我与经贸大学
1987年8月,我毕业后选择来北京工作,因为这是我儿时曾经生活过的地方。我在对外经贸大学计算中心(现在网络中心的前身)开始了我的教职生涯。谈到我和贸大的缘分,还要从我读研二时的一次英语考试说起。在我研二那年,由于系里与加拿大麦吉尔大学等学校有合作,推荐我们几个英语还不错的学生到当时位于贸大的中加中心参加英语考试。听说读写一共要考两天,记得当时我们住在3号楼的招待所里,在考试间隙,我联系上了我的师姐王丽娟老师,她早我一年来贸大,已经是五系(现在的国际商学院前身)的老师。从师姐处得知,贸大计算机中心正在筹建信管系,我们找到宗宝麟主任更详细地了解到,筹建的信息管理系正亟需教师,需要的是具备“计算机+管理”的复合型人才,而这恰恰应合了我本科加研究生的所学,真是再合适不过了!因此,机缘巧合之下,我因一次考试而与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结下了不解之缘。
在我刚刚步入贸大计算中心工作时,我们是“一套人马两套班子”。一方面我们要管理世行贷款提供的IBM 4381中型机的运行和维护,另一方面要利用它面向全校开设计算机基础和计算机编程类课程。此外,IBM公司还随机赠送了大量的软件和英文资料,供我们进行学习并加以利用。
1988年春,在我工作后不久,由于我有较好的英语基础和比较相符的专业背景,我有幸被选派至复旦大学参加教育部筹办的“管理系统高校师资培训班”,在这里进行为期一年的学习。这个班大概一共办了三期,我是第二期。后来,这个培训班被誉为“管理信息系统专业的黄埔军校”,因为它为中国众多高校培养了管理信息系统专业的师资力量。因为在当时,“管理信息系统”对中国来说还是一个新生事物,它的起源地欧美有着比中国更早和更成熟的计算机管理应用。自上世纪六十年代以来,随着数据库技术、程序设计语言以及网络技术的不断进步,欧美地区率先提出了“管理信息系统”的概念,并逐步构建起了相应的学科体系。在此背景下,欧美众多高校纷纷设立了这一专业,特别是在美国,该专业通常被纳入商学院的课程体系中。近年来,随着我国企业管理领域对计算机应用的日益广泛,对信息管理专业人才的需求急剧增加。因此,为满足这一迫切的社会需求,我国各高校迅速行动,纷纷开设信息管理相关专业。
在复旦一年的进修学习里,我向美国各高校的老师专家系统学习了管理信息系统相关的学科知识,弥补了我在大学中未学到的如数据库系统、数据结构以及一系列程序设计语言的空缺,我第一次学习掌握了C语言编程技术。这一年的进修学习与我既有的学科背景相融合,拓宽了我在教学和科研上的视野。
图为1988年在复旦大学进修
1989年初,我重返贸大校园,那时信息系已经迎来了首批信管专业的学生,我开始参与教学和科研工作,最初的教学任务是开设计算机编程课程。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贸大每年的招生规模大概500人左右,采取的是20人的小班教学,学生均是高考成绩的佼佼者,课堂气氛往往欢快热烈,学生经常会和老师开开玩笑。面对这些只比我年轻三、四岁的学生,我刚开始真是有点不知所措,而且那时的计算机没有现在这么“好玩”,操作系统还是基于Dos命令的,基于图形用户界面的Windows操作系统还未出现 ,而且计算机课程对学生来说也非主课。因此,激发学生对计算机的兴趣,让他们爱上计算机课程,并且接受我这位新晋教师,对我来说至关重要。经过一段时间的探索和实践,我与学生在课堂上、机房中的互动日益顺畅,我能记住每位学生的名字。记得有一次在会议上,系副主任提到,某班级的学生向他反映,他们认为最好的老师是王老师。听到这番话,我开心极了。
图为1989年对外经贸大学计算中心
1998年,我去美国做访问学者之前的学期末,学生们给我送上了一份惊喜:讲台上是一只可爱的洋娃娃和一张写满了学生签名的贺卡---我至今还珍藏它,学生们望向我的真挚眼神让我难忘。
在教学之余,我还接受了一项科研任务,学习使用IBM 4381系统中随赠的软件之一---SPSS(社会学统计软件包),熟悉其软件操作环境以及所需的编程语言。为此有一段时间,我废寝忘食地进行一整套英文资料的翻译,最终编纂成一本教材用于教学,这也是后来我一直教授《经济分析软件》这门课的起因。
我不仅先后给贸大的第一位博士生、商学院教授和来自肯尼亚等国的访问学者讲授这款软件的原理和使用方法,也给本科生开设了《经济分析软件》这门课程。其中会用到SPSS、SAS(统计分析系统)等统计软件,还会涉及相关的应用统计学知识。我在翻译资料时收集到的大量数据案例,给我的案例教学带来了许多便利。随着PC机硬软件不断发展,上机操作也从IBM中型机版本到SPSS/PC 1.0版,直至SPSS/PC 22.0版。这门课持续开设到2020年,虽然是一门公共选修课,但受到了金融学院、经贸学院、保险学院以及其它各个学院学生的欢迎。随着这门课程的持续发展和演进,我不仅认识了各学院的优秀学生、见识了他们聪明勤奋、学而用之的实践能力,也帮助若干学生把优秀论文发表在贸大出版社出版的《现代服务业论文集》中。此外,我还将教学多年所积累的实验案例,编纂成《经济模型分析与实验教程》(对外经贸大学出版社,2012年)一书。
1989年秋,由于贸大计算中心拥有当时比较先进的IBM4381中型机系统,被指定为1990年北京第十一届亚运会的成绩信息处理中心,我们计算中心的若干教师,也承担了该项目的部分软硬件维护、系统设计等任务。我有幸成为了乒乓球项目的成绩信息系统设计师之一。由于这届亚运会是我国改革开放后举办的第一次重要国际赛事,容不得分毫差错,对我一个初出茅庐的青年教师来说是一个艰巨的考验。我不仅要学习和掌握新的计算机软硬件系统和网络系统的操作,还要深入了解乒乓球规则;不仅要参与软件的开发工作,还需要担任比赛现场的实时运维并管理团队成员协同工作。经过大家近一年的不懈努力,我们终于圆满完成了任务,我也因此获得了亚组委颁发的“第十一届亚运会先进工作者”称号。
这是我第一次亲身参与管理信息系统的开发运用,我深刻体会到实践的重要性。因为信息管理学科理论本身就是从信息技术在管理实践的应用经验中总结出来的,它与其它学科不同之处在于:它是一门横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综合性应用学科,涵盖了系统论、管理学、统计学、信息技术以及相关行业的专业知识。随着信息技术和管理理念的持续发展,信息管理学科也在不断地演进。而作为该领域的专业从业者或教师,也要与时俱进,不断努力学习,更新和拓展自己的知识库,并将掌握的理论知识应用于实践,再将从实践中获得的最先进的信息技术知识和切身体悟反哺教学。
图为1990年亚运会
在完成了亚运会任务后,1990年末,系主任曹泽兰老师派我们组成以陈恭和老师为组长的四人团队,在教学工作之余,去为经贸部出国人员服务总公司设计开发《外汇商品管理信息网络系统》。这项为期一年的项目的成功实施,不仅将原本需要一天才能完成的海关申报至提货流程缩短至仅需半小时,而且实现了出服公司从签订合同-开信用证-执行合同-国际运输-海关-仓储出入库-交易-结账等所有业务流程全部电子化,受到了企业领导和企业客户的高度认可,并在1994年12月获得了《对外经济贸易部科学技术进步奖三等奖》。
这是我参加的早期项目中最完整的一个项目,它让我知道了信息系统的分析与设计对系统开发成败的重要性。在这个项目中,我还自学了Foxbase数据库及编程语言,学会写系统设计文档,了解了计算系统的软硬件架构,并和企业人员结下了深厚友情。
在不断的实践和教学探索中,我也逐步建立了自学能力。比如我曾经教授过的许多课程内容都是靠自学的,包括Foxpro数据库,SPSS和SAS等经济统计分析软件、管理信息系统、信息管理概论、系统分析与设计、ACCESS数据库应用软件、系统综合实训等。
在信息学院,前辈老师的传帮带是很重要的。比如,陈恭和老师作为我们《管理信息系统》的课程负责人,带领我们不断完善并优化课程内容,一起完成了《管理信息系统--理论与实践》一书的编写,该书获得了《北京市高等教育精品教材》的称号。我还和王丽娟老师一起带领研究生完成了《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s》一书的翻译工作。
1997年是中国高校全面引入互联网的一年,我们作为网络中心的教师,负责向全校师生开展培训工作。我先是自学了互联网的软硬件和网络知识,再传授给广大师生。通过互联网的联结,我们和世界的距离拉近了,世界变得越来越“平”。1998年暑假前夕,我受系领导委派,前往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群分校商学院担任一学期的访问学者。在那里,我体会到了中美两国在信息领域的差距,尤其是当时美国正经历修复“千年虫”问题所引发的从业高潮,因学校的数据库专业在美名列前茅,吸引了大批转行进修计算机课程者。后来看到,在那次的千年浪潮中所孕育的大量计算机人才,在后来兴起的信息产业离岸外包模式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而受益最大的国家是印度,这也在《世界是平的》这本书中有所描述。
图为1998年在美国威斯康星大学
1999年初回国后,我清醒地意识到中国即将迎来信息化的浪潮。作为教师,我深知教学和科研是相辅相成的,必须两者并重。意识到时不我待,我决定积极投身于企业应用,进行实践探索,把最先进的理论、技术和应用方法传授给学生。虽然充满了挑战,但我必须克服诸多困难,坚持不懈地向前迈进。因此,在随后的若干年里,我参与了多个企业级信息系统的开发工作,担任系统分析员和项目经理,并因此收获颇丰。
收获之一,是我充分体会到“管理为本,技术为用”的管理理念,一切从企业的实际管理需求出发,通过信息系统,切实提高企业的管理水平,进而提升企业生产效率,增强市场竞争力。收获之二,是我提升了自己的综合业务水平,见识了大型信息系统的集成,加强了自身对企业级信息系统建设的掌控能力,并在实践中理解了项目管理的要点。收获之三,是我作为开发项目的领导者兼系统分析员,学到了企业管理者的思想方法和管理精髓,并且与行业精英共事,也促进了我个人认知的提升。收获之四,通过“从实践中来,再到实践中去”这一过程,塑造了我对专业的深刻理解和独到见解,这些宝贵的经验和认识能够被应用于我后来的教学活动之中。收获之五,是基于自身已有的项目管理成果,我通过学习和考试获得了信息产业部颁发的“系统集成项目经理”资格证书。收获之六,是我积累了企业人脉资源,为以后“走出去,请进来”的教学实践环节打下了良好基础。
于是,在接下来的若干年里,我经常带领本科生和研究生去企业参观、听讲座。此外,我参与了“九一金融科技公司教学实践基地”的建设工作,曾邀请碧水源、漫步者、青云科技、九一金融科技以及杏树林等公司的创始人到学院举办讲座,也曾邀请一线开发人员为《综合实训》课程的学生讲授系统开发的最新技术,并指导学生进行应用系统的开发。
图为1994年系里组织登古北口长城
我认为大学老师的职责不仅限于传授知识,更重要的是通过教学让学生感受到这门学科的意义,培养他们对课程甚至整个专业的热爱和认同。
我曾给很多届信息学院大一新生讲授过《信息管理概论》这门课,这是新生所接触的第一门专业基础课,涵盖了大学四年所需构建的知识体系,这门课的开设可以解决大一学生对专业的迷茫和困惑,激发学生对专业知识的兴趣和探索欲望,从而增强他们对专业的认同感。我会给学生推荐一些拓展类的书籍,比如《地球是平的》、《第三次浪潮》等;也会鼓励学生走出学校,参加社会调查等,例如参观中国电子商务中心的计算机网络集群设备;还会请互联网金融公司的专业人员来校讲解信息技术在金融领域的应用、邀请北京银行的业务专家来课堂上举办讲座。在这门课的备课和讲课过程中,我自己也收获了很多。在备课中,我会从信息论、控制论和系统论的奠基人讲起,再讲到信息的概念、特点及信息管理的概念、运用,此外,我还对信息管理进行深入分析,从信息的获取、存储、加工和传播等环节,对涉及的信息技术进行详尽的追溯和梳理;在讲课过程中,我融入了自己对信息的理解,给学生讲述为什么需要对信息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过滤过程,以及信息作为决策依据时必须进行取舍的重要性,希望学生能在实际生活中避免因信息差导致的以偏概全的问题。这门课程在引导学生入门信息管理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图为2015年获得SAP培训证书
还有一门我教授了很多年的课,是为大三学生开设的《系统分析与设计》。这门课是在学生前期所学的管理学、统计学以及信息技术相关的网络、数据库、程序设计语言的基础上开设的一门专业综合性课程。它体现出“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这句话的深刻含义,凸显了在构建信息系统的过程中规划和设计的重要性。此外,课程还旨在向学生传授“结构化思维方式”,并展示如何将这种思维方式应用于学习和日常生活中。系统的结构化方法,也是系统科学的精髓,包括“自上而下”对系统进行分析和设计以及“自下而上”进行系统构建,就像我们建一座大厦,要从整体功能出发进行建筑设计,再用一砖一瓦来构建是一样的道理。正所谓“大道至简,殊途同归”,我希望能借助课程,让学生在学习专业知识的同时,潜移默化地积累人生经验,帮助他们尽早明确未来目标并进行规划,以减少“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的遗憾。
在任何一门课程的教学中,我都会特别重视教学实践环节。能把自己的所学所获传授给学生,让他们掌握工具、方法和思路,是我所追求的教学目标。“投之以桃,报之以李”,我的教学成果也从学生的践行结果中得到了相应回报。例如,众多学生选择继续深造,攻读本校本专业的研究生学位,或者前往国内外知名学府,如卡耐基梅隆大学的信息管理专业、北京大学的软件学院,以及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软件学院等。毕业后,一些学生选择加入腾讯、阿里巴巴、字节跳动等知名互联网企业,或投身于信息技术领域的创业活动。他们中的许多人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就。此外,我曾经指导过的一些学生,运用所学知识投身于系统信息构建,并在挑战杯、三创赛、计算机软件设计大赛等竞赛中荣获奖项。我也作为指导教师,参与了多个团队的创意构思与构建工作。
在教学工作之余,我还参与了一些有益的社会工作,这些工作让我有了别样收获。2012年,我担任了2012级管理信息系统专业1班的班主任。面对近三十位一脸朝气的新生,我深感责任重大。因为大学新生第一次远离父母独自生活,面对陌生环境,加之已经卸下高考包袱,置身于一个更加自由宽松的学习环境中,可能会导致他们迷失,甚至失去继续努力的斗志。18至22岁的大学生,正处于塑造观念和人格形成的关键时期,如果丧失努力,会后悔莫及呀!既然与学生们结下了这份缘分,我便竭尽所能地与他们保持联系,经常交流,关心他们的学习和生活。我邀请学长为他们提供学习指导,特别关注那些遇到困难的学生,为他们排忧解难,并为他们的学业发展提出中肯建议。自豪地说,现在十多年过去了,班里的学生大部分都学业有成,成为了各行业的中坚力量。
图为王朝培老师与201201班学生
我还认为,作为一名大学教师,不能只局限在知识传播的层面上,还应积极培养学生的学术素养和信息素养。对学生而言,在大学阶段,在认真学习专业知识的前提下,还应努力拓宽视野,发掘个人潜能,找到自己前进的方向。在拓宽知识面的同时,要把最重要的基础知识夯实,比如数学知识和计算机能力。鉴于我们正生活在一个信息化和智能化迅速发展的时代,学生未来的职业道路有太多的不确定性,如何能够拥有“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的底气,就需要有扎实的基本功、快速学习的能力,还有对未来做出预判的能力――也就是我在《信概》课程中讲到的“智慧”这一概念。所谓“智慧”,就是对事物的预判能力,它来自于对信息的获取、知识的学习以及融合,进而培养出对事物发展变化的判断能力,这种软实力也非常重要。
多年来,由于我教授《系统分析与设计》这门专业核心课程,因此,许多申请国外学校读硕士的学生希望我为他们写推荐信,我也欣然而为之。没有什么比收到对方学校的回信,夸赞我推荐的学生能力出众并希望我推荐更多学生去而更让我感到欣慰和自豪的了!仅仅是我推荐给卡耐基梅隆大学信息管理专业的学生就不下十几位了。
教学之余,我还担任了大学生各类比赛的导师和评委,我曾多次带领学生参加全国“电子商务三创赛”,还取得过全国一等奖的佳绩。此外,我也曾荣获三创赛优秀指导教师的称号。
图为2014年王朝培老师带领学生参加三创赛
在大学中,我认为大学教师和学生之间是亦师亦友、教学相长的关系,教师不能因先一步掌握知识就高高在上。事实上,许多优秀学生在学习能力、领悟力以及创新思维方面可能都不亚于教师。比如在我面向全校开设的《经济分析软件》这门课上,选课学生来自于不同院系,他们是大二、大三的学生,已经学习了不少专业课程。因此,在课程设计作业的实践中,我会尽可能地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鼓励他们利用计算机软硬件的强大功能,将本专业的知识加以综合运用。在这门课的期末课程设计作业中,学生们从选题、方法研究、数据获取、分析到得出结论的过程所呈现出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求实态度,所实现的“让数据说话”的分析结果,以及学生写成的数据详实、逻辑缜密的分析报告往往会带给我惊喜。
还有让我感到惊喜的回馈,学生们向我分享了他们创业初战告捷的喜讯。例如,我指导的2016级研究生傅凌健最近告诉我,他创立的上海英浮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已经在运用人工智能大模型的工作中取得了很不错的进展。
结束语
进入贸大已三十七载,今年我终于迎来了退休之年。在2024年7月初,信息学院举办的荣休欢送仪式上,院领导梁伟书记、系主任于晓丹老师以及工会主席屈启兴老师都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致辞,让我倍感喜悦和温暖。教师是一个幸福的职业,做信息学院的教师尤其是,因为我们有雪中送碳的工会、友爱的同事们,我们在融洽的集体氛围中共同参与各项文体活动,可以畅谈工作与生活……
回顾过往,种种偶然造就了我来贸大信息学院担任教师的必然,“唯有热爱可抵岁月漫长”,无论外界如何纷扰,都没能使我离开惠园,贸大成为我从走出校门到走进职场始终如一的选择。作为一名教师,我在教学相长的氛围中不断成长,结识了不少年轻朋友,不仅见证他们的成长,也受到他们青春气息的感染。我收获了新知识,得到了新启示,甚至还有可能在世界各地与他们“不期而遇”,享受意外的快乐!
总之,作为一名教师,能成为漫长人类文明传承链条上的一环,我深感荣幸,且无怨无悔。借用阳明先生的一句话来表达:“此心光明,亦复何言?”
“目有繁星,追光而遇;心存希冀,沐光而行”,这是我所追求的人生境界。